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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的初心与儒士服毛

华人的初心与儒士服毛

华人的初心与儒士服毛
关每文

儒家的大同梦,道家的天道梦,《硕鼠》诗中的乐土梦,墨家的兼爱尚同梦,都是共产平均主义,强调结果平均。而航海经商古希腊人直接从血缘部落民变成了自由平等的独立公民。荷马史诗奥德赛唱到:“有个地方叫克里特,在酒绿色的海中央,美丽而富裕,四面是汪洋,那里的居民稠密,有数不清的数量,90个城市林立在岛上。”克里特文明属于海上商业文明。从遗留下来的壁画中可以看出,克里特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,这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。克里特城市完全不设防,表明他们海上力量强大以及岛内各村社的和平相处。克里特村社比大陆上村庄更奉行平等主义,他们的平等是一种权利平等的法权制度,强调起点平等。

一,中国诸子百家的初心——共产梦

道家《黄帝四经》里的黄帝曰:“唯余一人,兼有天下,今余欲畜而正之,均而平之,为之若何”(见湖南马王堆出土的《黄帝四经.十大经.果童》)?这表明黄帝也有平均他所有的天下财富的意思。1912年恽代英开始信仰“无政府的共产主义”。无政府主义者通过援引《礼记.纪法篇》“黄帝明民共财”之言宣传社会主义学说,认为“共财”二字“足证太古以前确为共财之制”,并主张“财产废而为公共,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”。

道家的理想是小国寡民,每一小国的人民都从事着极端落后的生产以维持生存,废弃文字,尽量不使用工具,人人满足于简陋低下的生活而不求改进;同外部世界断绝一切联系,即使对“鸡犬相闻”的“邻国”(实际上是邻村),也“老死不相往来”(《老子》第八十章),而舟车等交通工具是根本用不着的。《老子》鼓吹的是天道平均主义,即:“高者抑之,下者举之;有余者损之,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。孰能有余以奉天下,唯有道者。”《老子》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带着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、反压迫的色彩,从而成为后世起义农民求“大同”,争“太平”的重要思想旗帜。

庄子提出了“至德之世”的社会理想:“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,织而衣,耕而食,是谓同德(共性);一而不党(均一而不偏私),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,其行填填,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,山无蹊隧,泽无舟梁;万物群生,连属其乡;禽兽成群,草木遂长。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,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。夫至德之世,同与禽兽居,族与万物并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!同乎无知,其德不离;同乎无欲,是谓素朴。素朴而民性得矣”(《庄子.马蹄》)。“其民愚而朴,少私而寡欲,知作而不知藏,与而不求其报;不知义之所适,不知礼之所将。猖狂妄行,乃蹈乎大方。其生可乐,其死可葬”(《庄子.山木》)。

不难看出,“至德之世”是理想化了的原始社会,它有下列特征:无私有观念和剥削,“少私”“不知藏”;人人劳动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然需要,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;不追求物质享受,寡欲无欲,故无工艺和商业活动;共利共给,与而不报,“四海之内,共利之之谓悦,共给之之谓安”(四海之内,人人共得其利就叫喜悦,人人共享财货便是安定;《庄子.天地》),在消费品上实行平均分配原则;人性归真返朴,“不知义礼”,完全融合于自然,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人与百鸟禽兽共居安处。

农家“并耕而食”的理想是人人劳动,没有剥削;社会生产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,但存在若干独立的手工业,并进行着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,没有商业欺诈;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,不存在专业的脑力劳动者,连君主也和人民“并耕而食”。农家的这种理想,实质上是小生产者对自己落后的经济地位的理想化。

儒家的大同理想比农家、道家的理想更详尽,更完整,也更美好,更具有诱人的力量。在《论语》里,孔子理想国模式是“有道”,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各出其位,各行其事,全社会贵贱有等,上下有序。经济上则是“均无贫”的平均主义,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,盖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倾。”做到“均无贫”的方法是“博施济众”,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

儒家大同理想是在《礼记》的《礼运》篇中提出来的。《礼运》篇产生于西汉初,言孔子参与一次祭祀活动毕,走出祭堂后,慨然而叹。言偃在侧,曰:“君子何叹?”孔子曰: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、孤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,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,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,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、力为己;大人世及以为礼,城郭沟池以为固,礼义以为纪,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贤勇知,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,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,未有不谨于礼者也,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,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如有不同此者,在势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小康。”

可以说,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理想是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。讲信修睦、不独亲其亲、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,乃孔子“博施济众”、“老安少怀”的发挥;“大道之行”的“大道”乃出自道家术语“大道废,有仁义,慧智出,有大伪”;“选贤与能”与墨子的“尚贤”十分相似;“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”接近墨子的“兼爱”;人人劳动、“谋闭不兴”又有战国农家的影子。可见,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理想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。

儒家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,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“为己”;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,儿童由社会教养,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;没有特权和世袭制,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推选;社会秩序安定,夜不闭户,道不拾遗;对外“讲信修睦”,邻国友好往来,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。

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“计口授田”,人人耕桑,自食其力,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。明代何心隐创立“聚和堂”,在本家族进行共产制度的实践,士大夫们为建立一个“大同”的理想社会进行了不懈的追求。

二,“大同”导致中国人心赤化

大同思想是中国牌的共产主义,它经过了康有为(1858-1927)的改装,更具有现代色彩,所谓“无邦国,无帝王,人人平等,天下为公”,与马列“乌托邦”所幻想的没有压迫,没有剥削,各尽所能,按需分配,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。

孙中山受儒家的“大同主义”的影响,强调“平均地权”与“节制资本”; 孙中山屡言,“井田之制,即均产主义之滥觞,而累世而居,又共产主义之矣。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,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”。他手抄《礼记.礼运》篇中的文字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。他甚至用“大同主义”去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性质。宋教仁也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。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1920年参与了苏共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研究会,还起草了最初的中共党纲。

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应为今天的中国共产社会负责,正是他全球大同的共产思想,导致以后人们信马列。难怪毛泽东把它们捆到一起,惋惜康有为只是写了《大同书》,却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路。这条路毛泽东当然找到了,那就是,“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,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”(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)。1958年6月14日,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:“毛主席讲过两次,家庭是要消灭的。毛主席提到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。”前后娶过6位妻妾的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里主张要破九界,即国家界限、男女界限、家庭、私产…;而且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。毛在大跃进时,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,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,不消灭家庭,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及其观念;只有共产共妻了,私有的念头就失去了社会的基础。

康有为门生陈焕章(1880-1933)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。陈焕章认为,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。他说:“在儒教中,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,统治阶层只应得到傣禄。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。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,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。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,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。因此,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。这个说法不错,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。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。首先,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,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。其二,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废除后,甚至对于临时官员,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,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。”

儒者希望中国实行高度计划性“统制”。章士钊建议,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“公共买卖局”,建筑道路,改良建筑,办小学及“文明应有之机关”,一概“由公共买卖局设立”。“统制”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“乐园”:“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,人工之所就,即人口全部,谋所配置之,取义在均,使有余不足之差,不甚相远。”社会产品悉据“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”。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,“只有公所、旅舍,更无私室”;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,“饮食列座万千,日日皆如无遮大会”,“亦有机器递入会室,听任取乐。”

三,儒士梁漱溟信服毛制

陈独秀、李大钊并不生来就是马列信徒,他们最初是儒学的秀才和举人;杨度还是儒学的翰林,他们最后都信奉了马列共产主义,说明他们心里的儒学与共产主义并不冲突,而是具有同一性。儒士们鼓动起来的全民反西方文明的义和团运动,与马列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帝国主义的运动,也具有同一性。可以说,义和团运动是后来华人反西方的先声,一直影响到如今。

“最后的儒家”梁漱溟是计划经济的坚决倡导者。胡适与吴景超“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,自由竞争,发达工商业,繁荣都市的路”。梁漱溟斥之为“主观的梦想”。他坚信中国“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,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”。1937年梁漱溟在《乡村建设理论》中承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人类大势所趋,当时西方的学者如哈耶克却在批计划经济。

梁漱溟说:民国元年的时候,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《社会主义神髓》。其中讲到“资本家”、“劳动者”这样的话,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,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。“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。愈想愈多,不能自休。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,而且激烈的反对,好象忍耐不得。”

梁漱冥在晚年对毛也屈服了,失去了自由精神。文化大革命初,梁漱溟不甘寂寞,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,表示赞成文革:“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,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的精神,鄙视资产阶级,耻笑修正主义,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之所必要……当红卫兵来临,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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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-5-21 19:16 编辑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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